国策去毒
战国七雄蜂拥而起时,没有不是斗智斗力的,全是机巧用事。小人见了,鼓掌赞赏,以为高明;君子看了,唯有感慨叹息,觉得可怜而已。
譬如鸩酒,暂时解渴,那毒却难医治。平湖的陆稼书先生,选《战国策》,将说客的用贪用诈等事,全都删掉,只留那善的部分,数十篇文字,取名《国策去毒》。可算是读书有真眼,不被古人欺瞒的了。[按]知道《国策》中有毒,秦汉以后的书,也都不免有毒就可知了,但那毒的不同,就在于明眼人的静观罢了。就如陆先生的著述,说明道理的固然多,其中因循照旧的,附和俗见的,也偶尔有。所以我读陆先生的书,就用陆先生读《国策》的方法,不是敢随便有非议啊。书是天下古今公共的东西,道是我本性中自有的天理。爱先生,就不敢迎合先生,顺从先生了。
“捐赀以成人美”
[说明]成人之美,是君子的本怀;在成就中,便有花费;若不捐钱财,胜事就难完成。因为世间不费钱财的恩惠固然很多,而需要用钱财的事到处都有。就如婚姻丧葬,治病扶危,以及救人利物的事,都依赖钱财,作为经营。无论是我单独做这种事,或者单任一半的事,或者做很少的事;再或者我先倡导,众人相助做这种事;甚至有人创始,我又赞叹随喜做这种事。捐钱就不同,主要是成人之美啊。细细品味“美”字,应当是修善修福,利益世间为第一,成就一人一家为其次。至于庙会迎神,张灯演剧,开设茶坊酒肆,建造水陆神祇庙宇,这都是诲淫诲盗、杀生斗殴的根源,只招业果,不算是美事,不可不知。下附征事(一条)
乐善不倦(《懿行录》)
明朝的张振之,字仲起,是太仓蔡泾人,曾经镇守吉安。有吉安丞张大猷,晚年他的妾生了一儿子,刚三岁,张大猷与妾相继病故,儿子就流落在民家。张振之知道了,就为张大猷的儿子安排仆人回归张家。长邑县令沈某,一家人相继死亡,张振之买棺材送他们遗体回老家,仅有一个孙子,委托别人照顾。天台县令死在官任上,不能回归故里,他家人流落在杭州,有一孙女刚几岁,落到奸人手里,沦为妓家女。张振之听了流泪,把她赎回,选择良家配婚。这样捐钱救人的事有很多。张振之的儿子际阳,成为一时的名流,子孙特别昌盛。
[按]救济困难,使别人还乡,是成人之美在生前;延续别人的后代,救拔别人在患难中,是成人之美在身后。
“作事须循天理”
[说明]“天理”二字,与人欲相反。所谓天理,是作事的准则,犹如工匠的有规矩,射箭的有靶标。遵循的就对,舍弃了就不对。遵循的就是公,舍弃了就是私。遵循的就是上达仁义,舍弃了就是下达财利。遵循的就是宅心仁厚,天道护佑,常有福随身;舍弃了就是立意苛刻,恶运伴随,常有祸随身;那得与失,相距是天渊的差别。这句与下句,文义互见。说作事,那出言也在其中了,犹如下文的“言顺人心”,那遵循天理也在其中啊。下附征事(四条)。
不弃疯女(《懿行录》)
福清文绍祖的儿子,与柴家商议婚事。定亲后,柴女忽然患疯病。文因为那是恶病,要更改。文妻大怒,说:“我有儿子,应当让他顺天理,自然久长;背礼伤义,是要祸来得快啊。”仍然娶柴女进门。第二年儿子考中科举,柴女的病也好了,三个儿子都是贵人。
[按]古来娶盲女病女的,大多是身荣子贵。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立心仁厚,能为那苍天包容一人,那苍天也将优待一人了。
弃妻重娶(沈永思说)
娄县的顾元吉,最初作官吏,爱读书手不释卷,后来成为秀才,考试是冠军,学生越来越多。但每次入考场就见有妇女跟随,文思就乱了。原来顾在少年时曾经订婚,因为对方出自寒微啊,竟然不娶,致使对方抑郁而死。顾晚年得狂病,屡次要打自己的下身,学生们曾经坚持维护他。稍有松懈,就要奋力击打。后来走到桥上,见河水很清彻,叹道:“这里可以安葬我!”于是跳河死了。当时是康熙某年六月初一日啊。
[按]因为寒微就抛弃,上天必使他终于寒微了。理应他具有这样的文才,却没有成就,最终葬身江中鱼腹啊。
雷诛母子(郡人亲见)
康熙乙亥年,苏郡发大水,某村有孕妇,因为丈夫生病没有食物,就抱着三岁小儿,进城借米,得到四斗米回来。遇到下雨又困又乏,离家一里远,走不动了。见一家门口有童子,就把米寄放他家,约定送回儿子再来取。童子和他母亲商量,把米藏起来了。妇人怕丈夫,没米不敢回去,而且肚子很饿,就吊死在屋旁。丈夫失去依靠,不久也死了。第二年六月,藏米的人家搬到郡城养育巷,忽然说鬼话:“我在某处告你了,就是雷部也告准了。”不到三天,雷电交加,提母子在院中劈死,那妇人死还抱着童子。当时是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啊。
[按]若是根据后来儒生的说法,这母子两人,不过是阴阳不和,偶然震死罢了。世人听了,心中坦然,就没有忌惮了。
邪淫负托(沈永思说)
太仓的秀才王静侯,为人谦和谨慎,忽然遭到雷击,众人都惊讶。有一天请仙判断这事,求问后,回答说:“他在某年月日,去苏州府考试,借住饮马桥的居民家,主人已关在狱中,主人妻子见王谨慎厚道,把钱财托负他,嘱咐他帮助丈夫出狱。王见主人妻子可以胁迫,就逼奸她,并且私吞了银子,致使主人死了。所以有这样的报应。”
[按]这种隐密的罪,王法不能惩治。若是没有罪福报应,小人乐得为小人了。所以开示因果的道理,暗中协助王法教化,又辅助礼教,意义不浅啊!
“出言要顺人心”
[说明]言行二端,是君子立身的要务。作事遵循天理,行为就很少后悔了;出言随顺人心,言语就很少怨尤了。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的人一定会说,会说的人不一定有德)又说:“仁者其言也讱(难)。”(仁者说话也慎重)又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该说就说是急躁,该说却不说是隐瞒,不察颜观色就说是瞎说)所以知道立言的道理千难万难。从来道高德厚的人,一定不轻易说话;随机应变的人,一定不轻易说话;谦逊守己的人,一定不轻易说话。轻易说话的,大多是心浮气躁,遇事喜欢显示自己。所以他发的议论,只在口头上,心中未必仔细思考过。纵然是得罪世人,让人笑话,也不顾及,哪里还会考虑语言适当不适当呢?
所谓人心,是最公正最恰当的心,就是苏轼所说的,“不言而同然”的情形啊。人心所在,就是天理所在,所以须要顺从。但是顺从也不是谄媚的意思,只是须要察言观色,正直无欺。说出的是详慎,表现的是谦和,这也是谨慎到极至了。至于大喜大怒大醉的时候,必有过分激情的议论,尤其应当缄默无言,以防过失。前辈有话是,凡是宴会交际的时候,大庭广众的地方,其中人品不齐,或者品行不端,或者相貌丑陋,或者现今虽然尊显,而家世寒微,或者前代昌隆,而子孙零落,以此类推,忌讳很多。必须检点一番,不可以冒犯别人的隐讳,使人羞愧愤恨。如果不能了解所有人,最忌讳的是妄谈时事,以及直呼别人姓名,恐怕触犯别人父兄亲戚的忌讳,常有意外的祸患啊。昔日有一友,在众人中,谈到一贵客,那友因此说到,与那贵客交情最厚。不久,贵客偶然到来,那友不认识,与贵客礼让,然后问旁人他是谁,旁人说:“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与你交情最厚的人啊。”在座的人都相顾微笑。可叹啊!这也可以作为轻易出言的戒鉴了。下附征事(三条)
鲁使对薛(《左传》)
媵侯和薛侯,来朝拜鲁国,二国争当长者。薛侯说:“我先封。”媵侯说:“我是周朝的占卜官。薛是庶姓(非嫡传),我不可以落在后面。”鲁隐公派羽父和薛侯商量说:“先生与媵君,来慰问我。周人有俗话说:“山上有树,工匠就衡量;宾客有礼,主人就选择。”周的盟约是,异姓在后。我若是朝拜薛国,不敢与各位任姓并列。先生若是恩惠我,就让媵君为先吧。”薛侯同意,让媵侯为长。
[按]薛的话固然有些直白,媵的话也太迫切,惟有羽父的话谦和宛转,文彩动人。细细品味他的话,应当分作六层看。首二句,说明事情,以下便是委婉的话。将“山上有树”一层,“宾客有礼”一层,用借宾引主的方法,不说宾无礼,反说宾有礼,就好像子产不说曲钧,而说直钧。多么善于辞令啊。周的盟约,异姓为后,正是因为推究本源要让媵为长。要说“先生若是恩惠我”,先说“我若是朝拜薛国”,语言谦婉平和,令人听了自然欢喜。正如秦伯对晋使,不说抓他的主人回去,而是说“我随从先生向西去,也是应验晋侯的妖梦”,岂不是巧妙用词吗?这些都是出言随顺人心的地方,并非谄媚逢迎可以相比。
随宜说法(《高僧传》)
刘宋朝高僧求那跋摩(这里中文意思是功德铠),族姓刹利,是罽宾国王的兄长。元嘉八年正月,来到建业。文帝接见,问候殷勤,并且说:“我常想吃斋戒杀,而实在做不到,怎么办?”法僧说:“帝王的修行,与普通百姓不同。普通百姓身贱名劣,号令不能实行,若不约束自己节制用度,怎么修身?帝王是把四海作为家,万民作为子女,说一句好话,那百姓都欢喜;发布一善政,那神人都拥护;使用贤才能人,减轻税赋,就会睛雨时节恰到好处,桑麻遍野。这样的持斋,斋也太大了;这样的戒杀,什么戒能比呢?哪里一定要缺半天的餐,全一禽兽的性命,而后才算宏扬救济呢?”文帝拍案叹道:“俗人迷失远大的道理,沙门有碍浅近的教法。如师父的话,真是开悟明达,可以谈天与人的微妙了!”因此安排法师住在京城的祇洹寺。法师临终,头顶有东西,如龙蛇的样子,冲上天空,见到的有数千人。
[按]法师的话,句句是我儒家的议论,但佛理也在其中。正所谓出言顺人心啊。
巧为讽谏(《懿行录》)
明朝的王友贤尚书,是山西宁乡人,曾经买妾,受妒妻的困扰。王做官时,被关在楼上,快饿死了。妻子的儿子毓俊,刚几岁,对母亲说:“他若是饿死,别人就要诽谤母亲了,不如每天送粥一碗,让他慢慢地自己死,别人才不会认为母亲不贤惠了。”母亲听从。而毓俊暗中用小布袋藏食物在里面,趁着送粥时偷偷给王,因此不死。过了一年妾生一儿子,毓俊藏在别处养育。直到王死了,毓俊抚爱他弟弟特别周到。
[按]用语言应对世人,固然应当顺乎人心;即使用语言事奉亲人,也不可以逆乎亲人的意愿。孔子曾经说对父母说话“几谏”,所谓“几谏”,就是取悦亲人顺从亲人的意思啊。王毓俊劝谏母亲,或许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