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道教的战争

佛教传入东土后，遭遇过多次劫难，最有名的当属“三武之祸” ，分别为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其中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当属发生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武宗灭佛”事件。

《旧唐书·武宗纪》中记载到“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佛教史称之“会昌法难”。

“武宗灭佛”事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佛寺被毁，僧尼还俗，大量佛教典籍也被付之一炬，以至后世佛法研究者不得不从日本、朝鲜辗转获取，唐宣宗继位后，终止了对佛教的打击，但中土佛教再无力恢复到盛世景象。

唐武宗为何对佛教如此仇恨，又为何在继位当年即开启对佛教血腥打击，其背后隐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意义。

李唐开国后，因为和老子的特殊关系，道家被摆上了宗教神坛第一位，武德八年 , 高祖李渊给三教排了个序：“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种说法为以后很长时间的宗教政策定了调，太宗皇帝继位后，延续了老爹的政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说是这么说，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还是比较超然的，例如当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取真经，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其实当时中土地区宗教混杂，除了本土宗教和佛教，还有伊斯兰教、 景教、袄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宗教一起，构成了大唐盛世丰富的精神生活。

对佛教的杯葛源于唐朝中后期国力的下降，有两个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位是傅奕，另一位则是后世大大有名的韩愈。

傅奕生于隋朝，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通天文历数，属于本土文化精英，他对佛教全方位反感，急欲除之而后快，在傅奕看来，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 ，佛经是就是迷惑百姓的“妖书”，“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 。

不仅如此，傅奕还对佛教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做了论述，认为佛教宣扬的生死理论与君权对立，分散了皇权威仪，对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侵蚀，而大量青年男女遁入空门，也对社会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傅奕的反佛学说并没有造成很大反响，彼时唐朝国力充盈，社会安定，纵然教派影响力扩大，也无伤大雅，一个高度繁荣的社会容错率远远大于一个外来宗教的影响力，所以即便后世武周当道，大肆礼佛，也并未造成社会问题。

到了韩愈时代，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唐朝权利中枢的掌控力下降，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韩愈以孔孟正统传人自居，为天下苍生计，自然容不下外来宗教胡吹喇叭，他在 《原道》 中主张对佛教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人其人，就是强制僧尼还俗；火其书，就是要烧毁佛经；庐其居，就是把佛寺变为居所。从字面上看，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不逞多让。

但韩愈对佛教的反对意见并没有超出傅奕划定的范围，林林总总，依然是指责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元和十四年，韩愈对唐宪宗大张旗鼓迎接“佛骨”入宫供奉十分不满，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建议：“以此骨付之有司，投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皇帝读后龙颜大怒，要不是宰相裴度等人说情，韩愈几乎被处死，就这也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临行前，韩愈愤懑不已，挥笔写下千古名句：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除了韩愈，大诗人杜牧对佛教也多有不满，他在文中写道“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予相付”，百姓礼佛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之以德，齐之于礼 ” 完全背道而驰，佛教不再是宗教，变成了一门生意，不仅不能教化万民，还分散了中央政权，有百害无一利。

这些思想的发展，都为后世的灭佛理念埋下了伏笔，等到武宗即位，一股脑爆发出来。

开成五年，唐文宗驾崩，皇太弟李瀍在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协助下，登上大位，是为唐武宗，上任之初，就有人感觉到了佛教大难将至的苗头，不为别的，只因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君是个彻头彻尾的道教拥趸。

作为本土传统宗教，道教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佛教东来后，道教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一则是因为道家推崇清静无为，缺乏完整的教义，没有凝聚力；二则道教推崇的长生不老，肉身成圣太容易穿帮，一旦那些标榜长生不老的神仙们驾鹤西去，道教的说服力就轰然倒塌。

佛教推崇的来世虽然也无法验证，但至少不会穿帮，加之广大百姓无力改变现世遭遇，走投无路之下，来世就成了个不错的精神寄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昌盛，与此不无关系。

但在社会上层，那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却对道教长生之道乐此不疲，究其原因，还是怕死，地位越高，对死亡的恐惧越厉害，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明知长生之道虚无缥缈，依旧不信邪，非的来个一条道走到黑，与天命抗争到底。

唐朝皇帝以老子李耳后人自居，对道家天生亲近，自然对道家长生那套深信不疑，不少皇帝把炼丹当做大事来抓（不由想到黄易老先生在《大唐双龙传》中所设定的道家武学宝典《长生诀》，这个名字太贴切了），有唐一代，死于丹药的皇帝就有六位，武宗皇帝更是行家里手，对丹药情有独钟。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会昌五年道士给唐武宗开的药方：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药效如何不可知，但用这些东西入药，可谓荒诞，更有甚者，“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

如此一来，和道家抢饭碗的佛教，就成为武宗皇帝的眼中钉。

抛开长生一道，经济因素是“武宗灭佛”另一个主要原因。

佛教引发的经济问题，很早就为主政者所注意，除了灭佛大鼻祖傅奕，大侦探狄仁杰也对武则天在位期间大肆礼佛多有微词：今之伽蓝，制过宫姻，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弹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免。寺院膏腆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讲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狄公的话很有代表性，也很有预见性，此后的中宗、德宗、文宗年间，都有大臣针对此问题进言，但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是因为皇帝无暇顾及，就是皇帝自身礼佛，不愿意失去这根精神支柱，以至到了晚唐，问题越来越严重。

武宗即位后，对佛教引发的经济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到：两京城胭，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偕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燎，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由此可见，武宗虽然年轻，但对佛教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认知是十分深刻的，经历安史之乱，唐朝人口数量大大下降，而佛教的兴起给了许多人一个避世的去所，以至大量青壮年加入其中，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拉低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长此以往，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武宗的宠臣李德裕，更是灭佛政策的忠实铁粉，无论是外放节度使还是入朝为相，都对灭佛乐此不疲，在他看来，佛教的发展影响了国家财政来源，已经到了非灭不可的地步。

后世对武宗灭佛的原因说辞甚多，甚至有说法认为：武宗灭佛是因为后来的宣宗皇帝曾藏匿佛寺，为了缉拿而刻意为之，日慕乡关不同意这种说法，灭佛是当时一件大事，且武宗皇帝地位稳固，年富力强，范不着因小失大，他对佛教的憎恶一则来源于自身的喜好，二来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

武宗初年，为患多年的回鹘部落宣告瓦解，这给了武宗皇帝治理朝政的好机会，《剑桥中国史》评价说：“这使得唐帝国自建国以来第一次从北方和西北的连年对外战事中解脱出来。”

回鹘的解体，让武宗可以顺理成章地查抄在大唐境内回鹘人的府邸及众多摩尼寺，而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也搭上了武宗清理朝局的便车，成为严打的主要目标。

如此一来，中土佛教的劫难就在所难免！

日慕点评：

佛教东来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魏晋时期，佛教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信众甚多，隐隐有称霸中国的势头，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唐朝开国后，在盛世的光环笼罩下，这些问题被掩盖，尽管有大量的反对意见, 统治者还是采取了对不同宗教兼容并蓄的态度, 有的

统治者甚至对佛教采取了鼓励态度,例如唐武宗以前，光是“迎佛骨”这种大型宗教事件，就有六次，而佛教寺庙不纳税、占用田地等问题，也被社会的良性发展所吸纳。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向衰败，各种隐藏或者压抑的社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佛教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逐渐成为皇权和社会上层打击的对象，尤其是信奉道教的武宗皇帝，在群臣和一些道士的蛊惑下，用一种近似极端的方式打击佛教，短期内，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武宗病重后，后宫及群臣为了祈福，又开始放松管制，到了宣宗继位后，更是将武宗灭佛政策全数废除，但经此一劫，佛教元气大伤，再未重现早期的盛景。

参考：《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旧唐书·武宗纪》，《剑桥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