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的民族化看中国禅宗的特色和迅速兴起——杨曾文

佛教自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此后经过东汉、魏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南北朝的深入传播和佛教研究的兴盛，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习俗结合，到隋唐时期形成许多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阶段的基本结束，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在隋唐产生的佛教宗派中，禅宗富有鲜明的个性，具有易于适应社会现实，贴近儒教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简单易行的性格，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它得以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

一、佛教民族化的简单历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约三四百年的传播，已经深入到大江南北的各个地方，受到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的信仰。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学僧在中国僧俗信徒的协助之下，借用中国传统的儒、道等思想概念、术语将大量的佛经译为汉文，并且师资相传，对佛经进行讲解和注释，将佛教的佛菩萨信仰、因果报应说教和深浅不同的教义理论向社会各个阶层进行宣传，不断扩大佛教的影响。

进入南北朝时期(420—589)以后，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在南北方陆续兴起研究佛教经论的风尚。在佛教经论中，主张人人可以成佛的《法华经》、宣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涅槃经》、论证诸法性空和中道的《般若经》及《中论》等、论述“三界唯心”的《十地经论》、讲心性转变的《楞伽经》等大乘经典，以及讲述早期佛教解脱理论和系统的名相分析的阿毗昙(小乘论书)等，都被普遍研究、注释和讲解，形成以讲一部或多部佛教经论为主的众多学派。这种对佛教经论的深入研究和著述，促进了佛教对传统儒、道思想和民间信仰、习俗的吸收，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对佛教各类经典、教义的研究比较，确定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

南北朝时，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提出了“判教”(判释教相)的理论。据记载有“南三(南方三家)北七(北方七家)”的十家判教学说，对一切佛典教义作出分类并排列出浅深次第，虽然内容有别，但它们共同的地方都把大乘佛经置于优先地位，将小乘放置最后，然而同时认为一切佛典都是佛教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判教的做法，应当说是受到中国传统的整体综合思维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思维模式的影响。至于判大乘为优的思想，可能是认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和以“普度众生”为宗旨的“菩萨道”更接近儒家的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理念和学说的缘故。

(二)般若空论和中道、不二思想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理论基础。

魏晋至南北朝，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的玄学盛传不衰，与玄学思想具有相似特征的大乘佛教的般若中观思想受到佛教信徒中士大夫的欢迎，十分盛行。两晋之际有般若学派“六家七宗”(对《般若经》中的“空”义因主张不同而形成七种见解)；后秦鸠摩罗什重译大小品《般若经》和系统翻译印度中观学派的论书《中论》等后，推动了般若中观思想进一步传播，弟子僧肇所著《肇论》风靡一时，此后又有般若三论学派的兴起，使般若中观思想成为佛教学者用来观察世界、人生和讲述佛法、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受儒家人性论的启发，以大乘佛教的佛性论作为众生超凡入圣、觉悟解脱的理论依据。

儒家或讲性善，或讲性恶，或讲性具善恶，都是为了探求人能否和怎样成为贤圣的问题，其中以性善论影响最大。受此影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者也重视探究众生成佛的内在依据问题。《大涅槃经》等经典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受到僧俗信徒的普遍欢迎。涅槃佛性学说曾经流行一时，其主要思想被普遍吸收到各种佛教著述之中。

这些思想被隋唐时期形成的各个佛教宗派继承，并有所发展。隋唐时期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虽各有自己的教义体系，但除禅宗外，各宗的传承世系相当松散，世代相承的传法中心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