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的学思历程

时间:2019-10-16 09:20:20作者:阅读次数:

或许诸位老师、同学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学校请了一位和尚来讲学思历程,而不是讲念经、超度,或是鬼神世界的事?我个人虽然有一些宗教上的体验,并且也相信除了人以外还有其它的众生存在,但是我今天不谈论这些问题。

记得我刚从日本回来时,想要到台大参加一个会议却得不到许可,因为我是和尚。在当时和尚是不能进入学府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台大就有一位恒清法师在教书,今天我也受邀来讲学思历程,此一现象的转变的确令人振奋。过去学者们认为宗教是迷信的,我偏不迷信,并且走上了学术教育的路。

在此与诸位分享我个人的学思历程,并不是希望诸位听完演讲后就来跟我出家或学佛,而是提供同学们一个思考的方向,或许有点参考价值。我就用四个子题来谈我的学思历程。

第一、我的求学过程

第二、我的研究过程

第三、我的学以致用过程

第四、我所关心的事,亦即这些年来我做了些什么

我在一个非常穷困而且多灾多难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我所出生的农村在我出生后不久就消失了。它位于江苏省的长江边上,当时长江不断位移,南边升、北边塌,我出生时正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几个月后农村已经变成了长江的一部份。十一年前我回家乡时,我的出生地已经在长江的中心了。

由于我的家人都是文盲,没有人教我读书,不像诸位这么幸运。事实上,小时候的我是个弱智的小孩,到了六岁才会讲话,九岁才开蒙读私塾,之后又因战乱而中止。我读书的过程非常坎坷,私塾经常换老师,而且只教我们背书。我因不懂其中的意思,所以觉得很无聊,经常跟同学逃学去爬树、抓鸟。有一次我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跌坏了一根脊椎骨,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如果当时有好的学校、好的老师,或许就不至如此了。

后来我进了小学,四年级时由于抗战的缘故,无法再继续读书。抗战期间,因为江南地方有和平军、国军、新四军等的拉锯战,而且水灾不断,我经常看到战争、水灾后所留下来的死尸。所以我从小就感到人命非常的脆弱,说不定下一次就轮到了我或我的家人,我的思想也因此显得比一般同龄的小孩早熟。十三岁当了小和尚,我便认为自己已是大人,懂得很多事了。出家后,我的际遇丕变,好像由贫穷的农村到了天堂,老和尚请了两位老师专门教我,一位教我佛经的道理,一位教我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诗经、书经等等。另外还有好几个佣人,我们叫他们道人,他们称老和尚为老爷,叫我这个小和尚小老爷。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佛经是有意义的,我非常惊讶,原来佛经不只是做法事用,其中是有道理的。佛经中的道理非常有用,它并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是一种生活的观念,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只要有烦恼,皆能从中得到疏导。我深深觉得佛法这么好,然而知道的人少,误解的人多,非常可惜,于是我开始钻研佛经,而且照着去做,希望能多懂一些,并让大家分享,那是十四、五岁的事情。

好景不常,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到了我们山上,我这个小老爷变成了小朋友,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生活相当困难。后来我们离开南通的狼山到了上海,一、两年后,我们便靠着专门替人念经过活。那段日子非常苦闷,没有人能继续教导我佛经的道理,也没有人将佛经活用,只是日以继夜不停地念经。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段,那时我年纪并不大,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不如不要当和尚。就在这时候正好来了一位从前同在狼山的前辈,是静安寺佛学院的教务主任,他建议我的师父让我去读书。虽然我的师父舍不得,因为我一走就少了一份收入,不过他还是答应让我去读书。

我进佛学院有一段趣事。以我的程度,肯定无法通过佛学院的考试,于是我的师父就事先替我写了一份自传,要我背熟它。那时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对佛教未来的看法,我心想自己连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会有对未来的看法呢?因此就把背熟的自传照抄一遍交卷。幸好当时教务主任就是我的前辈,想想这个小和尚虽然文不对题,至少思路还通,孺子可教,就这样我进了佛学院。一年后,在班上的四十多位同学中,我考了第六名,这样的进步很让人吃惊。毕业时,我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因为要加进修行的分数,而我当时的身分只是小和尚,修行的分数不够,于是变成了第三名。毕业后我随即进入研究班,前后约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面担任制作墙报的主编,一面担任杂志的编辑,相当的活跃。我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蜕变,完全是因为我有信心的缘故,这所学校的门坎很高,很不容易进去,然而在我不断的努力下,许多困难的事便都迎刃而解了。这段在佛学院求学的历程大大地提升了我的信心。

政府迁台后,我随着军队到了台湾,那一年我十九岁。由于我没有中学文凭,所以错过了一次次报考军校的机会。后来有一次招考不需要文凭,我前去应考却落榜了,原因是佛学院中没有几何、代数等数学课程,所以对此科目我根本无法作答。两年后,我考取了陆军通讯兵学校,这过程也很有趣,第一次投考我虽然落榜,却已将考题背了下来,没料到第二次考试的题目竟然没有更换,于是我被高分录取,成为军官学校的军官。这真是一个奇迹。

在军中读书是很苦闷的,完全要靠自己。有很多人问我将来要做什么,我一贯地回答将来要「当和尚」。想当和尚,就要读佛经,然而在四十年代的台湾,不容易看得到经书,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读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古典文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之类的书籍。一直到现在,我还很感谢台北市立图书馆,因为他们有一辆巡回图书车,我每个星期都会借十几本书,经过一年,该馆中的藏书我大概都读过了。这些书有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书、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及翻译民俗丛书、启明书店的青年百科全书、文馨书店的文馨丛刊等等。另外,我还参加了由李辰冬教授、赵友培教授、以及其它几位师范学院的教授所合办的文艺函授学校,开始练习写作,作品函盖了新诗、小说、散文。同时,我也尝试着投稿,那时候的稿费比我当少尉所拿的薪饷还多一点,所以我常被人敲大头、请客。

就在此时,我接触了儒家的思想。当时香港王道先生编的《人生》杂志,经常刊登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文章,我很认真地学习朱子、王阳明等学者的思想,也为该杂志写文章。那时我二十多岁,深受王道先生的器重,他经常写信鼓励我,并且寄给我很多书。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充实,虽然人在军中,心里却仍然想着要做和尚,经常与一群儒家学者谈论佛教。现在的儒家学者,大多与这一批前辈有些渊源,例如鹅湖学派的人,大概都跟他们有关。

那时候,有两个人的思想对我影响非常大,其中一位是梁启超先生。梁先生的著作包括了文学及佛学两方面,其中《研究佛学十八篇》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另一本《饮冰室文集》对我的思想亦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一位是胡适先生,当时有人借我一套《胡适文存》,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二位的思想、观点不同,对我却都具有启发性。梁先生从数据上做整理与介绍,组织非常严密。而胡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必人云亦云的思想,也就是前人的话可以听,但不一定要相信,这种态度对佛教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我受到极大的震憾。因为佛教徒的信仰是全盘接受过去人的说法,不必要也不应该怀疑,所以胡适先生此种怀疑精神,对我具有很大的启发;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它的时代性意义及贡献,值得给予肯定,但未必符合现代,是否还值得依循,尚须仔细加以评估。

总之,我在军中读了很多书,对我非常有用。三十岁我从军中退伍,那时渐渐有人助印佛经,佛教界捐赠的佛经也慢慢多起来。还有,因为当时我帮许多杂志写文章,所以佛教界也向我邀稿,于是我又回到了佛教圈,读佛教的书,写佛教的文章,继续在佛学上面下工夫,而且同时也恢复了出家人的身分。但是出家之后,我马上感受到中国近代的佛教非常的衰弱,虽然有几位大师致力于佛教普及化及佛教素质的提升,努力了几十年,却未能让中国佛教起死回生。那个时代的人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和尚一定就是念经的。有一次我生病去看医生,医生、护士都对我说:你是不是念经念得太辛苦,念出病来了?还是不够诚心,冤魂来找你了?我听了这些话,心想一般的和尚大概就像他们所说那样,我于是下定决心要更深入研究佛教的教理。

三十一岁,我到山里去用功。那时候山里没有电灯、自来水,也没有人提供我任何资源,一天吃一餐,而且经常吃蕃薯叶。这样的生活条件,我却不以为苦,因为我有一套《大藏经》,已经很足够了,我就这样在山中安住下来,一步一步地用心思考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佛教的经典包括经、律、论,经是佛所说的,律是佛制的,论则是历代高僧所写的。以宗教学来讲,论就是神学,律就是一种制度、规范,经是一种语录,是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一段一段、一片一片记录下来,这三种都有其重要性,都需要了解。因为中国佛教相当散漫,出家人常被批评不清净,不守戒律,因此我第一步就先研究戒律。戒律是非常枯燥的,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发现它很有趣。戒律中有很多由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名词〈名相〉,不懂梵文便很难了解其意义,再加上很多制度只有印度才有,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正因如此,我才更觉得必须好好研究戒律。在我深入研究之后,不但发现了过去没有人发现过的问题,也了解过去的人不懂的事情。讲述戒律的律藏,有许多派别,其中有五种律、四个大论,称为五律四论,我全部读完之后,再彼此比较、前后对照,于是就像解读密码般地解读出它的意义与精神。经过这样的研究,我把戒律读通了,觉得收获颇丰,于是就写成了《戒律学纲要》一书。直到现在,这本书在台湾甚至大陆各地,许多佛学院都把它当成教科书,也有许多人读了这本书而成为佛教徒。我研究戒律直到现在仍未放弃或中断,还在持续地研究当中。

经有大、小之分,我是从一般人都知道的《阿含经》开始研究。《阿含经》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产生,由佛亲口所说。其中最接近释迦牟尼佛思想原貌的是《杂阿含》。这部经的内容简短,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当时释迦牟尼佛的精神。《杂阿含》很少谈到鬼、神、三世因果等等,多是谈生活上的观念、持戒等问题。直至目前,我仍然觉得《阿含经》才是佛法的基本思想。至于流行于中国的大乘经典,则是后来慢慢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我的思想受到两个人的影响很深,一是太虚大师,另一是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将中国佛教加以整理并择要说明,他是站在中国佛教的本位来谈佛教,思想非常开明。印顺法师主要是站在印度《阿含经》的立场来讨论佛教,他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我个人非常认同太虚大师提倡本土化的观念,因为要强迫中国人全盘接受印度的思想模式,有实质上的困难。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特色,这就是本土化。这个观念很重要。印顺法师则是追溯佛教的源头,还其本来面貌,使后来加入的思想不至于取代了原始的佛教,亦即将中国佛教中属于中国人的思想,包括中国民间信仰、儒家、道家思想等一一筛检出来,使中国佛教符合于佛教的原貌。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他们二位,一位是从源头看,一位是从本土看,都很好。我自己则渐渐形成世界化的理念,在山中闭关的那段时间,虽然未成熟却已逐渐具有雏形。

我在山中的日子里,辅仁大学有位教授,是天主教的神父,写了几本书及几篇文章,表达他对佛教的看法。他寄给我几本天主教的杂志,其中有几篇文章谈到,现在的佛教徒没有学者,不懂梵文,也不知佛教的教理。他还附了一封信给我,说:「圣严法师你在山里,好像有一点学问,但是你懂得梵文吗?你了解正确的佛教吗?你也写吗?」我读完这封信之后,觉得这位神父如此关心佛教,真是了不起。另外,还有一位基督教徒,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专门写佛教的文章。佛教徒自己不会写佛教的文章,而让基督徒、天主教徒来写,真是惭愧啊!于是我认为自己应该发奋图强,努力吸收新知。恰巧我的一位朋友杨白衣先生带了几本日文书来看我,他告诉我,不看日文的佛教著作,就成了井底蛙,我写的那些文章,人家老早以前就已经发表过了。被他这么一提醒,我才知道要振作佛教,还要先学会看日文书。随后他又寄了几本日文文法的书给我,两、三个月后,我就这样靠着自修自学,看懂了日文书。

此后,就像多开了一扇窗子,我看到了目前世界学术的面貌,于是动了想到日本求学的念头,便写信去征询印顺法师的意见。印老并不赞成,我也就放下这个念头,继续自修阅读日文书籍,并根据日文的观点重新建构对佛学的新思考模式。中国过去的佛学,大概不离抄、编、对照、解释的模式,然而日本的学者不同,他们富有研究性,小题大做,一个小小的题目可以延伸出大题目,然后写成一本巨著。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新鲜,也觉得是一项挑战,因此就模仿日文书的架构,尝试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比较宗教学》,这本书已经几十年了,现在仍由中华书局印行。此外,我也利用这种新的方法编了《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这几本书到目前仍然受到欢迎。

虽然我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足以挽救佛教的衰颓,于是我回到台北准备出国留学。我在善导寺住了一年,一面补习日文,一面主持讲座。那时我认识了许多学者,例如钱穆先生就是讲座的主讲人之一,还有高明先生等十几位教授也都接受邀请,到善导寺担任主讲人。我虽然是主持人,可是当我在介绍这些教授时,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而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我也从这些教授们身上学到很多,其中好几位教授都希望我能当他们的学生,可惜我执意要到日本求学,未成为他们的学生。

当我的日文已经到达相当程度之后,便到日本求学,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教育,幸好有一些著作,让我获得可到日本参加研究所入学考试的机会。日本研究所的入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当一年的研究生,再进硕士课程,另外一种则是直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后便可进入硕士课程。入学考试考《法华经》,必须将英文经文翻译成日文,将日文经文翻译成中文,再将另一段不同的中文经文翻译成日文。这主要是测验语文程度,虽然我英文不行,日文也不太好,但是《法华经》我几乎都能背诵,于是就凭着记忆,拼拼凑凑地交了卷。没想到我就这样通过了入学考试,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帮的忙,我才能够这么顺利地进入硕士课程。

入学之后,一方面因为日本老师讲话的速度较快,另一方面则因老师讲话较为文雅,不是一般谈话的语言,我无法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只好在下课时向同学借笔记来抄。这样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已渐渐地听得懂上课的内容,也能自己做笔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只剩下两门课没修,因此第二年,我一边修两门课,一边写硕士论文。在此要与诸位同学分享我写硕士论文的经验。我请教我的指导教授我应该写什么题目,他回答「不知道」,我请他给个建议,他说「我正在讲授慧思禅师的《大乘止观法门》,我不懂这本书,请你来写吧。」我想他说的是客气话,于是点头答应了,之后我每写完一个段落去请教他,他都回答「我不懂。」另外上课的时候,他每讲完一段,就会问我「张桑,你说对不对啊」。我觉得很纳闷,若是不懂,怎能教书?他的回答是「就是因为不懂才讲,因为我不懂才叫你写。」其实他不是真的不懂,他是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是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而他的老师则是佛学泰斗木村泰贤。倘若他真的不懂,怎么会开这堂课呢?他就是不告诉我,让我自己研究、自己写。半年之内我就将论文完成了,一般硕士论文只要几十页,我写了足足两百多页。我的指导教授看完后说:「你这篇论文虽然观点与我不同,也可以成立」,就这样我的硕士论文被通过了,同时他也要求我继续攻读博士。那时我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经济的困窘。

当年我到日本留学时,包括我的师父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连居士也没有人愿意支持我。我身上只有一张飞机票和一、两个月的生活费。临行前我曾去找一位企业家,他给我三封信,告诉我每一封信就是一份厚厚的奖学金,需要时,可去找其中的一位帮忙。刚开始我没有想过要找人帮忙,半年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去找了其中一位大商人,他告诉我,他刚来日本留学时也是没有钱,要靠打工度日,他提醒我既然身为和尚,便可以靠念经赚钱。虽然没有得到他的金钱资助,我仍然感谢他提醒我如何赚取生活费,后来我的生活费来源,一是替华侨念经,二是当导游。我带领东南亚来的佛教徒到处参访寺庙,他们离开时都会给我一个红包,其实请一位真正的导游,所花的费用绝对比给我的红包多,我可以说是廉价的导游。不过,这些红包再加上念经的收入,已足够让我读完硕士课程了。

然而若要我继续攻读博士,实在有点困难,于是我向指导教授报告无法继续求学的窘境,当时他给我两句鼓励的话:「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现在我也将这两句话与诸位分享,道心也就是你的愿心,只要你有愿意为佛教、众生抑或为社会奉献的心愿,那么就不必忧虑生活费,自然有人会资助你;如果真为生活费而忙碌,那么为社会、为众生奉献的心大概就没有了。当初跟我一起在日本求学的许多留学生,每天为了赚更多的生活费而疲于奔命,结果便无法把书读好。后来我的指导教授又对我说:「如果你实在过不下去,我带你去化缘」。这位教授对中国人充满感恩之情,他认为历史上有很多日本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求法,带回很多东西,因此日本人必须报答中国人供给法乳的恩惠,这也是他愿意带我去化缘的理由。教授的这番话使我顿时安下心来,再无后顾之忧,而且也很奇怪,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份来自瑞士的匿名奖学金,让我顺利地完成四年的博士课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一直到几年前,我才知道提供我这笔奖学金的人士是谁。我想「道心之中有衣食」这个观念,不止对佛教徒有用,对任何人也都有用,只要你有为国家社会贡献的心愿,你就一定有办法完成你的心愿。我遇过好几位教授,谈起他们的学思历程,几乎都有同样的遭遇。

我一共花了四年的时间修完博士课程,同时拿到文学博士的学位,这在我就读的学校里尚无前例,而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很稀有的事。毕业后,我旋即回台湾参加民国六十四年的海外学人国建会,并于会场中认识了许多位学者,也认识了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他邀请我到他的学校教书,但当时因为我还要去美国,所以没有答应他。本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请我去担任一个特别讲座,而侨居美国的沈家桢先生亦邀请我先到美国,再到加拿大。于是在那一年(公元一九七五年)我到了美国,而且也改了行,由新科文学博士变成禅师。因为在那边文学博士无用武之地,而美国佛教会有一批西方的年轻人想学中国的禅,正好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都有一点禅的基础,于是就开始教禅,直到现在。

一九七六年冬,先师东初老人圆寂,我遵其遗命回国主持他的道場——中华佛教文化馆。那时张其昀先生听说我回来,就请我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教授,当时该研究所附设的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出缺,他也一并请我担任所长。基于这样的因缘,我又回到了本行,并且执起教鞭,开始教书生涯。台湾第一所佛学研究所就是由中国文化大学首开先例,后来这一所佛学研究所也演变成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前身,所以我们的中华佛学研究所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那时候我的责任很大,除了找钱还要找人来授课。很多课程都不容易找到人,更何况要找教佛教语文、佛教哲学的人,难上加难,于是从国内找到国外,连我自己都滥竽充数。像中观、唯识、净土、禅学、天台、华严等课程,全都由我一个人包办,幸而学生都非常优秀,带了两个学期之后,都能够自己独立研究了。我的梵文不好,但是我带出来的学生都非常好。我的专长是中国明末的佛教,非印度的中观及唯识学,不过我还是开了这两门课,因此我也变成了唯识学家、中观学家。几年下来,学生一个个到国外留学,也有好几位已回到台湾贡献所学,其中一位惠敏法师,还当了国立艺术学院的学务长,梵文相当的好。我从前带的学生,有的现在已经在我们自己的研究所教华严、天台、中观、唯识等,而我们现在开的语文课程,如藏文、巴利文、梵文等,老师和学生的素质都很高,有好几位能将藏文原典译成中文,或是研究梵文而能写论文甚至出书。

当初我教这些课程时自己的程度虽平平,但是要求很严格,我对学生说:「我不行,但是你们要行,因为我不懂,所以你们要懂」。这一点是跟我的老师学的,他是假不懂,而我是真不懂,然而即使自己真的不懂,也要叫学生们懂。

中华佛学研究所有一份学术论文刊物,名为《中华佛学研究》,前身是《中华佛学学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由于这份刊物,我自己每年必须交一篇论文。另外我也参加了几个国际学术会议,有日本的,也有世界性的,因此我每年都要写几篇论文,有的是用外文写的,有的是用中文写的,这些论文多半会在台湾的中文刊物上发表。我一路走来,今年虽已七十一岁,并没有放弃研究,也未曾放弃学术。在佛教学界,大概很少人不认识我,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学术成就有多了不起,而是由于我办教育非常认真,我们的老师以及学生都非常优秀,而且也常态性地参加国际会议之故。

以上与各位分享我的读书历程,接下来谈我学英文的有趣经过。我在小时候已经学过ABC了,但是我的英文一直不行,之所以到美国,就是希望能将英文学好,那时我已经四十六、七岁,虽然不容易,还是要继续学。我并不是期待美国的环境多好,只是认为有国际性的接触,而且多开点眼界总是好的。因此截至目前,我有中文著作、日文著作,也有英文著作,主要是中文著作,而英文著作多半是属于禅修指导方面。这些书有的是学术性的研究,有的是通俗、开放性的文章,研究性的是给少数人看、通俗性的是给多数人看的,但若想把通俗性的东西写好,就必须有研究做基础。我年轻时写文章的态度,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看得懂,前提不是自己想要发挥什么,而是读者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

我向来的研究原则有二,一是古为今用、温故知新,这是从现在看过去,将先民的智慧遗产消化后,重新组织,便会产生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力量,然后再把它活用于现代。如果没有借助古人的智慧,那么我们只能天马行空、闭门造车,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研究的基本态度是「古为今用、温故知新」。二是立足中华、放眼世界,也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必须并重,倘若仅把眼光放在本土化,未能将心胸扩大,忽略了国际的互动往来,那么本土化就成了死棋,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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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任何一样事物,都与我的生命有关。记得杨国枢先生谈学思历程时,曾提到职业与志业两种问题,我个人却从未想过这两个问题,如果一定要问我的职业,那就是当和尚。其实和尚是一种身分,不是职业,若和尚是职业,那么诸位身为在家众,也是一种职业了。对我而言,我的志业就是我的职业,一是我的兴趣,一是我的身份,我与我所学完全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为了生活或前途而学。虽然我在军中的那段时间读了很多与佛教不相关的书,对我仍是有用的。例如贵校的李教务长,本身是学电机的,现在却钻研气功。还有陈校长是学医出身,但是除了医学之外,他还有很多专长,不但外交考试及格,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文学都很熟悉,一般的常识也非常丰富。就我自己而言,如果我在年轻时没有读过那么多杂书,我想今日我不可能与那么多顶尖的学者对谈了。我除了本行之外,也学习非本行的东西,这方面胡适先生给我的影响很大。他说:「做学问就像金字塔,自己的本行要专精,非本行要博大。」

我所说的杂书,并非杂乱无章,仍然有我的兴趣在,而且对我有用。譬如文艺小说、文学小说,对我都有用,一直到现在为止,帮助我写了很多书。如果文笔没有练好,那么写出来的书就没人看,而且写书时一定很痛苦。但我现在写书是一桩快乐的事,只要有数据,有自己的想法,就能写出书来。

我在山中的时间,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我接触到太虚大师及印顺法师的思想,知道印度的佛教分有中观、唯识、如来藏三大系。过去我只知道有经典、论典,也诧异为什么这部论与那部论的讲法不同,这部经跟那部经的观点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经论之中各有各的派系。这三大系即是三大学派,一是龙树的中观学,一是无着、世亲的瑜伽唯识学,另一是如来藏。如来藏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它是非常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派别,许多部经典都具有如来藏的思想。同时我也知道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之处,只是当时仍没有办法整合。

在留学期间,我专攻一个主题,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同属一个范畴。我的硕士论文,原则上讨论天台宗的源头,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一位人物,即明末的蕅益智旭大师。大家都说蕅益智旭是天台宗的人,因此我先从他的天台宗著作着手,然后再进行整体的研究,结果发现蕅益智旭根本不是天台宗的人,也不是天台宗的学者。他只是利用天台宗的架构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位集中国佛教大成的思想家,在中国明末有这样一位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涉猎非常广博,天台、华严、唯识、中观样样都通,净土和禅样样都懂,他编了一本书叫做《阅藏知津》,把大藏经整个融会贯通,并且勾勒出每一部经的精要。还有一本书叫做《法海观澜》,也是把大藏经整合后,从思想面去择取它的精华,这对我帮助很大,从一个主题看到整体的佛教,就像从一粒砂看整个宇宙。我研究这一个人,他的著作我全部都看,但是我不能把他所有著作都作为我研究的主题,我以其中的一部著作作为论文的中心点,把他整个的思想以及与他相关的著作、人物,还有那个时代的背景,研究得一清二楚。我希望进入这位大师的内心世界,他距离我们已经有五百多年了,但是我清楚他的思想脉络以后,就进入他的世界,看到他所描绘的佛教面貌。

以上是我做研究时的一种态度和心得。继续讲我在教书的阶段。从我担任文化大学以及东吴大学的教职之后,我的思想就渐渐地本土化。从大的范围回到小的范围,从国际的回到本土的现代,我渐渐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需要,因此我们举办了几次国际学术会议,都在讨论「从传统到现代」这一个主题,每一次的国际会议又都会有各自独立的子题。我希望把整体的佛教推广出去,所谓佛教的传统,并不是只有中国的传统,还应该包括藏传及南传的传统。我们要生存在这个现代,就必须了解佛教现存的这三个系统的过去,并思考其对现代的用处。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直在思考,学术研究的结果究竟对现代有什么作用,如果对现在没有作用的东西,可以做为一种文献,也许对未来有参考的价值,但是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现代」,这是最重要的。

再来是我教禅修的过程。从民国六十四年到美国,一直到现在,我持续在美国,以及中南美洲、欧洲的五十几所大学中介绍中国的佛学。他们对中国佛学最感兴趣的有二种,一个是禅,另外一个是华严。西方的学者抑或西方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想要学佛,但是仍想听一听东方的佛教哲学里所谓禅的思想究竟为何。华严的思想跟禅有点连带关系,其实这二者都跟如来藏有关。多年来,我都朝这个方向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法,这不是传教,而是向国际上希望了解东方哲学的人介绍佛教哲学及佛教思想。

十年前我创立了法鼓山。法鼓山包括现在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以及未来的法鼓大学。现在大学太多了,我希望法鼓大学办得不太一样,好让大家都想到我们的大学来读书。

我经常思考着如何对对人类的思想有用,我从多方面思考如何厘清和转变人的观念。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丰衣足食,比起二十年前好太多了,然而我们大家还是很不满意,还是很痛苦,还是茫茫然,而且非常无奈。我们看到媒体的报导,各种各样的状况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都肇因于人的观念不够健全。举几个例子来说,有一位政界的高层次人物,到法鼓山禅修三天之后,他观念不一样了,他变得比过去积极,但是少了一份痛苦;他非常努力,却少了一份负担。另外有一位科技界的大企业家,经过三天的禅修,他的人生观改变了,做法、作风也改变了。「改变」并不表示他就放弃了他的事业和家庭,而是更积极地为他的事业、家庭努力。他过去认为「这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我的财产」,而现在的想法是相反的,「这不是我的事业,是社会大众的事业,是大众需要的。这财产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全社会的,是共有的,我只是在保管。」这个观念一改变,对自己有非常大的好处。好处在哪里?就是凡事很积极却少一份痛苦,很努力却少一份负担,因为大家共同分担,不需要自己独自负担。这都是因为过去的因缘,有因缘许可你做,你不做的话,等于放弃你自己的责任,这样就是一个消极的人。一个积极的人,应该是因缘在你面前,你不要放弃,因缘尚未成熟,就要促成它,因缘还没有出现,要想办法发现它,这就是积极的态度。如此成功之后,你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傲慢、自大、自负,如果失败了,也不会垂头丧气,觉得从此以后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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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在观念上需要做一番调整,因此我这许多年来,都希望把学术研究和生活实用结合在一起。学术必须学以致用,单纯为学术而学术,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大家若都为了学术而学术,一般的人也就得不到益处,那么社会就会有问题。

问:请问圣严法师,当你心中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如何去促成这种想法的成熟,还有它的系统化,譬如说它的整合方面,还有比较方面,是如何去做的?

答:问得很好,但是我的回答可能你会失望,因为我看书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想要整合。如果一边看书,一边要整合,那很辛苦。我看了以后记得就记得,记不得就记不得,然后要用的时候,如果还记得,就能够找到线索去用它,然后将它整合,不需要写论文的,就不需要整合。这就是我的方法。有许多东西跟我研究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时候跟人聊天时,我听得懂,同时我也可以回答几句话,虽然对做学问没有用。这也是一种享受。但也不一定仅仅跟人谈话才有用,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之中,你可能就会用到它。所以不必一定要怎样组织它、分析它。

问:请问圣严法师,像你这样出家之后,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在精神上比较精进,比较能融会贯通,又如何创造出家的修行情境?

答:如果有兴趣,学问就会跟自己的生命结合,不管正面与否,也不管你认同它或不认同它的观点,都会对你自己的生命有用。也就是说,你觉得能接受的,你认为很好的,那马上对你有用。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对你没有用处,其实这就对你有用了。因为这是一面镜子,让你感受到相反的一个方向,就会激发你另外一个想法出现,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错,这还是有用的。任何一种学问或者一种知识,如果你把它当成跟你生命息息相关,你就会有兴趣,不会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东西,一看到它就很讨厌。当然了,我们平常的人都是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第二,在家人跟出家人好像不一样,其实人是相同的。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弟子主要是在家人,出家人是少数。再来,我的学生也是以在家居士居多,出家人很少,我的出家弟子有一百多人,但是我的在家居士有十多万人,如果对他们没有用,这些人为什么来跟我学习呢?这跟在家、出家没有什么关系。

问:请问圣严法师,我有个朋友,是位佛学家,每天念经,也讲经。有一天,他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学问、一种经典」。我说「大家都说佛教是三大宗教之一,你怎么说不是宗教?」他说「这个你慢慢体会」。他给了我二本书,我自认中文底子不错,但这二本书我就是看不懂。他说「常来听我讲经,有一天你顿悟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底佛教是不是宗教?

答:佛教是不是宗教,有人说它不是,但我说它是宗教。说它不是宗教的人是一位学者。如果说佛教不是宗教,那是很奇怪的。宗教相信人在死亡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存在,人除了物质生命之外,一定还有一分精神生命存在,精神体,如果不相信这一些,就不是宗教,相信这一些那就应该是宗教。所以佛教应该是宗教。认为佛教不是宗教的原因,是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不否定有鬼神,还有神通等等,只是不重视、不应用那些东西,所以与一般宗教稍微有点不一样。一般宗教大概就是在求感应、求神通、求发财的范围,有点类似算命、问卜或看风水的层次,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是宗教,但不是一般的宗教。

第二个问题,看不懂的佛经,就不要看了,挑看得懂的看。很多佛经是很容易看得懂的,但是有一些人写的论文,就是不容易看得懂,他是引经据典,使用很多专有名词,拼命钻牛角尖。我是看能够懂的书,看不懂的书我认为是挑战,人家都说看不懂,我就非看到懂不可。我研究戒律,是因为大家都怕、看不懂、不想看,不愿意看的东西,我反复研究,就看出道理来了,这也可以试试看,这是看你要不要挑战,如果不愿接受挑战,就不要看了。

问:如果接受一个机会,到了中途才发现自己实力不够,进退两难,请问此时应怎么办?

答:如果前面有一座山,你必须爬过去,你很想爬过去,而这个时候,你爬不过去,那怎么办?你还是要爬过去,但是现在你爬不过去,没有关系,第一你可以绕道过去,第二你可以打一个洞过去,或者是你就放弃他,这座山不爬了,爬另外一座山去。如果这座山你非爬不可,那需要考量一下,你自己的体力、时间够不够,如果自己的体力不够,时间也不够,那么你现在暂时不要考虑它。我自己一生之中,没有一定要完成的事,我常常讲,我随时随地都在完成之中。

我今天正在建设一个法鼓山,我们的法鼓大学还没有开学,有人问我你七十多岁了,如果你死了怎么办?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尽力去完成,只要想着现在能完成什么就好了。

问:师父刚才曾说到您进佛学院时的考题是对佛教未来的看法,我想请教师父您现在对于佛教未来的看法是什么?

答:从过去看现在,佛教由源头发展为派系,派系下又有支流,正如源远流长的大江有许多小支流一样,最后都将回归大海,这就是整体佛教的概念。与五十年前相较,目前佛教的各派系已逐渐互相认同,相信未来一个整体佛教的模型,会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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