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佛学文化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一】

　　四川佛教概述　　　　佛教源于古印度，创立时间为公元前年6一5世纪，创始人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传说他出生时，地上有金莲花涌出将他托住，能说会走，有诸般异相，在他创立佛教以后，佛教徒不世人才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教是释迦创立的，中国人又称佛教为"释教。"自东汉以后，中国汉传佛教的僧众均以"释"为姓。　　　　悉达多太子自幼受到良好而完备的教育，聪明智慧，多情善感，对人世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深思。在他遍览人生的生、老、病、死之苦以后，便思考彻底解决人生痛苦的办法，于29岁(一说是19岁)抛弃宫廷生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 (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一带寻师访道。苦修六年，以至雀巢冠顶，芒苇穿膝，终无所事。于是，毅然决定放弃苦行，下尼连禅河洗净身躯，并接受了牧女的乳糜供养。之后，便独自一人到菩提伽雅的密林中，在一棵毕钵罗树底下悟道。他发下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决不起此座。据传49天以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明白了宇宙和人生的最高道理，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成佛了。时年35岁。　　　　佛者，觉也，这是佛教全部理论的要义。佛，又译作佛陀，就是觉悟，觉者，智者。"对迷者觉，对愚者智"，凡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均为佛。换句话说，凡彻底觉悟而获大智慧者为佛。释迦创立的教派把佛 (成佛)作是最高境界，所以称作佛教。　　　　释迦悟道成佛后，在鹿野苑找到了以前随侍他修行的五个人，向他们讲说他悟得的道理，佛教把这叫做 "初转法轮"。以后，他以摩揭陀、乔萨罗和拨沙三国为中心，周游列国，广泛宣扬自己的学说，历时45年，在公元前485年圆寂，一生大约活了80岁。　　　　他的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65一前485年。(或前563—前483年)，若取前者，则比孔子大10岁，早逝6年，可说他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大抵相当。　　　　佛教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所生。"因"就是我们讲的内因，"缘"就是我们讲的外因或条件。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无始，下穷未来无终。一切现象的生成，都是由各种关联所造成。这种因缘学说是佛教教义的基石。　　　　佛教认为人生即是苦，苦皆起于欲—"欲求不得，苦之本也"。苦之因在佛教中名之为 "集"。

苦是可以而且应当消除的，是为灭。消除苦的方法是要修持，是为 "道"。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四圣谛。人生既然苦海无边，彻底的解脱就是涅架这是一种绝对安静、神圣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神状态"彼岸的神秘幻影"(恩格斯)。　　　　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时时都处在迁徒流转、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叫"诸行无常"。而万事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生，这叫"诸法无我"。上述两点加上 "涅架寂静"。合称 "三法印"。释迦牟尼为佛，他的理论为法，他的出家弟子为僧，佛、法、僧合称为佛家三宝。释迦牟尼创建的理论为经，他制定佛教僧众必须遵守的戒条为律，他的弟子和后世再传弟子阐述佛经的论著为论，经、律、论合称三藏。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有巨大发展。当时是大乘佛教在印度占统治地位，故大乘佛教弘扬于中国。在中国传播两千年的岁月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吸收、发展，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化、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本来是不雕刻佛象的，只许用佛行事做象片的纪念。如在佛生前行过之处刻一脚印，说法处创法轮或菩提树等等。后因希腊文化影响而始造象，并由此形成著名的键陀罗艺术。中国早期的造像 (即北魏造像)，大多显得粗犷，激昂、奔放的线条和旋律展示出那秀骨清相、神采变奕、尽去人间烟火的飘逸自得和洞察人世现实的睿智，保留着一些犍陀罗艺术的痕迹。到了中期的唐代，在技艺上则渐由简朴转向精致圆熟，风格上也由前期的雄伟、劲挺、粗犷、奔放转向庄严，整洁、富丽、一变"秀骨清相"而为神气自如、肌肤丰润，轻纱透体，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等特点，我省有相当一部分石刻造像均有唐代风韵，如巴中南龛石窟，安岳石刻，乐山大佛，广元的某些造像等，显示出不离人间又高于人间的风格。我国晚期石刻造像当以大足宝顶山和北山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石刻显示出民族化的进程己经完成，世俗化、地方化的风格是其主要特点，活泼生动而别具生气，技巧洗炼圆熟而又极富写实倾向，无论宏伟巨构还是小件佳作，均展示出古代劳动人民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佛教传人四川的最初年代不确。从乐山麻浩岩墓有浮雕佛象、彭县岩墓出现有位于"摇钱树座"上的灰陶质佛象和夹侍来看，以及史志记述中，《华阳县志、金石志》载宋淳熙六年《重修东山白塔寺碑记》称该寺创于永平 (东汉明帝年号);《四川通志》(嘉庆本)载成都、峨眉、名山、宜宾、遂宁、合川、三台等地均有汉代创建的寺庙，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四川。(注:四川的藏传佛教，本篇不叙)。　　　　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人四川的年代是公元365年的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当时有位叫法和的僧人从中原来到四川，稍后又有昙翼和慧持入蜀。这三位都是一代高僧，他们入川时带了大量的经典和徒众，特别是法和、慧持在四川14年，讲经授徒，"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对四川佛教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较多，四川相对安定，高僧入川者甚多，加以南朝许多帝王都信奉佛教，这一时期的四川佛教发展很快。据说在刘宋时 (公元五世纪)四川僧尼已达万人。　　　　隋唐直到宋代，是我国佛教辉煌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禅宗等先后兴起，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四川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处于鼎盛阶段，并以禅宗独盛的形式，显示了四川的特点。在唐代，四川出了几位对全国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的高僧: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玄奖大法师在唐初曾入川求学，并于唐武德五年 (公元622年)在成都受戒。唐代皇帝与四川的僧人关系也较为密切。中宗曾诏益州慧义寺清虚入宫祈雨;玄宗入蜀时应僧人之请，敖建成都大圣慈寺;僖宗曾诏休梦禅师问法，并赐额改建元寺为昭觉寺，后来避乱入蜀时又诏知玄问法，并赐号"悟达禅师"，赖建新都宝光寺及舍利塔。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王建在四川称帝，川境再次处于相对安定局面，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如著名的诗僧贯休入川，王建为他修了龙华寺，赐号 "禅月大师"。王建之后的后蜀政权孟氏父子也崇信佛教。　　　　宋统一中国后，禅宗继续发展，四川的许多官吏士大夫大都爱兼修禅宗佛理，四川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太祖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了我国第一部雕刻版的《大藏经》(即《蜀藏》)。太平兴国五年 (公元980年)，宋太宗命人在成都造铜普贤像，高达两丈六，送置峨眉山，并下诏重修峨眉山寺院。　　　　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兴盛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密宗在唐代末期于中原一带逐渐消失，但在四川，却从五代到南宋末年，一直或秘或显地流传了近400年。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中不少密宗造像。　　　　四川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且因与当时全国佛教并不兴盛的情况相对照而显得相当突出。主要是聚云、双桂两大禅系的"突起"和 "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对四川佛教的推崇。聚云禅系是忠县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 (1582—1639)创立的;双桂禅系是梁山(今梁平县)双桂堂破山海明禅师 (1597一1666)创立的，他们为弘扬四川佛教作了很大的贡献。破山是大竹县人，19岁出家，对佛学造诣很高，曾在川住持多处寺庙。清顺治十年 (公元1654年)开创梁山双桂堂，收徒传法，名徒甚众，四川、云南、贵州的许多大丛林住持都是他的弟子，远至越南龙山、万寿等地也有其传人。双桂禅系鼎盛西南，佛教史上称为"双桂堂弘法"，双桂堂也被奉为西南禅宗祖庭。　　　　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各任督抚大员对各大寺院的恢复建设常予文持，道府州县建庙修寺的劲头也高，这使得四川的佛教活动发展很快。据有关资料，清代中期全省的大小寺庙有一万多座，仅峨眉山一处就多达100多座，在全国也是少见。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省内形成一股 "废寺兴学"的风潮。占用庙宇办新学，使许多寺庙停止了宗教活动。如我省最古老的龙渊寺 (成都)，就被改为"尊经书院"而从此废寺。面对这种情况，四川佛教界曾进行过大量工作，对保护一些名刹古寺很起作用。但是，随着四川的战乱迭起，佛教也受到影响。　　　　四川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向有 "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在四川传播的近2000年历史中，对四川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民众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四川有佛教圣地峨眉山，有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还有不少闻名遐退的佛教寺院。所谓:"上有文殊宝光 (指成都的文殊院、宝光寺)、下有金山 高文(在江苏省)即可见一斑。四川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高僧大德，除前已述及的圭峰宗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破山 海明等人之外，还有宋代禅宗巨匠圆悟克勤 (成都昭觉寺僧人)，他开创了"文字禅"之先河，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昭觉寺至今仍被日本禅宗临济宗尊为 "祖庭"。直到现代，绵竹僧人能海、僧人正果、成都僧人隆莲 (女)都是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 (三人均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成都文殊院宽霖法师、乐山乌尤寺遍能法师、成都昭觉寺清定法师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高僧。在佛教居士中，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新津的张商英、清末民初的颜楷、现代的王恩祥、贾题韬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大佛教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省内的各名山大寺以及佛教文物得到了修缮和保护。但在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佛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进入八十年代后，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四川佛教与全国佛教一样，走上了一条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康庄大道。截止目前为止，全省经政府批准登记的佛教寺庙已达500多座，基本上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峨眉山、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等名山大寺都已重焕光彩，每天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游人和佛教信徒。四川佛教界还办起不少佛教院校，其中四川尼众佛教学院(专门培养出家女众)、峨眉山佛学院最为有名，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爱国爱教的佛教僧尼。可以说现今的四川已成为国内佛教最为兴旺的地区之一;现在也是四川佛教最为光明的时期。　　　　四川省佛教的联合组织是四川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在成都市文殊院内，现任会长是员意法师。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二】　　　　佛教在四川的发展　　　　隋唐直到宋代，是我国佛教辉煌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禅宗等先后兴起，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四川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处于鼎盛阶段，并以禅宗独盛的形式，显示了四川的特点。在唐代，四川出了几位对全国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的高僧: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玄奖大法师在唐初曾入川求学，并于唐武德五年 (公元622年)在成都受戒。唐代皇帝与四川的僧人关系也较为密切。中宗曾诏益州慧义寺清虚入宫祈雨;玄宗入蜀时应僧人之请，敖建成都大圣慈寺;僖宗曾诏休梦禅师问法，并赐额改建元寺为昭觉寺，后来避乱入蜀时又诏知玄问法，并赐号"悟达禅师"，赖建新都宝光寺及舍利塔。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王建在四川称帝，川境再次处于相对安定局面，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如著名的诗僧贯休入川，王建为他修了龙华寺，赐号 "禅月大师"。王建之后的后蜀政权孟氏父子也崇信佛教。　　　　宋统一中国后，禅宗继续发展，四川的许多官吏士大夫大都爱兼修禅宗佛理，四川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太祖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了我国第一部雕刻版的《大藏经》(即《蜀藏》)。太平兴国五年 (公元980年)，宋太宗命人在成都造铜普贤像，高达两丈六，送置峨眉山，并下诏重修峨眉山寺院。　　　　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兴盛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密宗在唐代末期于中原一带逐渐消失，但在四川，却从五代到南宋末年，一直或秘或显地流传了近400年。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中不少密宗造像。　　　　四川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且因与当时全国佛教并不兴盛的情况相对照而显得相当突出。主要是聚云、双桂两大禅系的"突起"和 "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对四川佛教的推崇。聚云禅系是忠县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 (1582—1639)创立的;双桂禅系是梁山(今梁平县)双桂堂破山海明禅师 (1597一1666)创立的，他们为弘扬四川佛教作了很大的贡献。破山是大竹县人，19岁出家，对佛学造诣很高，曾在川住持多处寺庙。清顺治十年 (公元1654年)开创梁山双桂堂，收徒传法，名徒甚众，四川、云南、贵州的许多大丛林住持都是他的弟子，远至越南龙山、万寿等地也有其传人。双桂禅系鼎盛西南，佛教史上称为"双桂堂弘法"，双桂堂也被奉为西南禅宗祖庭。　　　　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各任督抚大员对各大寺院的恢复建设常予文持，道府州县建庙修寺的劲头也高，这使得四川的佛教活动发展很快。据有关资料，清代中期全省的大小寺庙有一万多座，仅峨眉山一处就多达100多座，在全国也是少见。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省内形成一股 "废寺兴学"的风潮。占用庙宇办新学，使许多寺庙停止了宗教活动。如我省最古老的龙渊寺 (成都)，就被改为"尊经书院"而从此废寺。面对这种情况，四川佛教界曾进行过大量工作，对保护一些名刹古寺很起作用。但是，随着四川的战乱迭起，佛教也受到影响。　　　　四川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向有 "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在四川传播的近2000年历史中，对四川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民众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四川有佛教圣地峨眉山，有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还有不少闻名遐退的佛教寺院。所谓:"上有文殊宝光 (指成都的文殊院、宝光寺)、下有金山 高文(在江苏省)即可见一斑。四川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高僧大德，除前已述及的圭峰宗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破山 海明等人之外，还有宋代禅宗巨匠圆悟克勤 (成都昭觉寺僧人)，他开创了"文字禅"之先河，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昭觉寺至今仍被日本禅宗临济宗尊为 "祖庭"。直到现代，绵竹僧人能海、僧人正果、成都僧人隆莲 (女)都是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 (三人均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成都文殊院宽霖法师、乐山乌尤寺遍能法师、成都昭觉寺清定法师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高僧。在佛教居士中，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新津的张商英、清末民初的颜楷、现代的王恩祥、贾题韬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巴蜀文化：佛学文化【三】　　　　四川禅宗传布的重要区域　　早在南北朝时期，四川就是中国佛教南北两大系统的接触点。南朝重义理，多习经论;北朝重修行，多习禅定。四川处于南北之间，归属多次变化，时南时北，这就使四川佛教兼具南北。就禅学而言，四川也是重要的传布区域。晋宋之际，北方高僧有凉州护贤，住广汉阎兴寺;高昌法绪，入蜀行头陀行;僧伽难陀、昙摩密多皆取蜀道去金陵;稍后入蜀的尚有智猛、玄畅、僧隐、昙弘、慧览、法成、道法等。他们中虽有亦讲《律》、《法华》、《维摩》、《宝积》等大乘法典，但主要是向蜀地传入了北方的禅法。东晋时四川习禅的有僧生，刘宋时有普桓、法期等。以后延绵不绝，到北周时，更有广汉僧渊、绵竹法进、青城香闍黎、多宝寺犹禅师等，皆以禅学禅修闻名于世。当然，这时的禅学，仍是印度佛教传统的禅学，而非中国禅宗之学。　　　　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来中国传授禅法，经百余年的辗转发展，到盛唐慧能时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盛唐时中国佛学鼎盛，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净土、密宗皆盛极一时。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旗帜的禅宗，在学术思想极为浓厚的时代确立和发展并非易事，禅宗四祖道行、五祖弘忍的“东山之学”，虽在国内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在当时尚不能与玄奘的唯识，法藏的华严二宗相比，也不及当时的天台。禅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武则天中期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6年)约一百五十年的时期中逐步壮大的。而在其间，四川作为禅宗的重要阵地，又产生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禅宗的发展。禅宗在唐末取代佛教其他宗派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没有四川在地域和人物上的特殊贡献，将是难以想象的。　　　　圭峰宗密禅师(780~841年)在其《禅源诸诠集·都序》中介绍了当时国内的十大禅修派别，这十家是：洪州、荷泽、北秀、南诜、牛头、石头、保唐、宣什、稠那。其中天台和稠那不属禅宗，在余下的八家中，“洪州”系指由四川僧人马祖道一开创的，并在后来成为禅宗主流的一大宗派;“南诜”是指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与六祖慧能齐名的资州德纯寺智诜;“保唐”为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宣什”系指在四川果州、阆州传布的，也是五祖弘忍下的一大禅修派别;“荷泽”在当时就是以圭峰宗密禅师为代表，宗密也是蜀人。这样，在当时禅宗的八家中，四川就占了五家，力量是最雄厚的。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不休，其惨烈程度，为西晋永嘉以来所未曾有。王建据蜀称帝，划地自守，四川得到相对的安宁，基本上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承平。王建重文饰，对佛教极为礼敬，使四川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宋代四川禅宗的全盛奠定了基础。贯休禅师入蜀，王建为之建龙华寺，赐号“禅月大师”，并赐邑三千户。彭州大随法真禅师(834~919年)是唐末五代最著名的禅师之一，被尊为“西川古佛”，王建曾多次礼请他到成都传法，他不去，王建赐号他为“神照大师”。　　　　五代宋初，云门宗的第一代传人香林澄远禅师(908~987年)归蜀，居灌州水晶宫和青城香林院，传法达四十年，为北宋云门宗中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四川禅宗史，由唐到清，先形成了五大禅宗派系，一是唐代智诜——无住禅系;二是宋代昭觉寺圆悟克勤禅系;三是明代中期的天成绍琦禅系;四是明末清初的吹万聚云禅系;五是开创于明末清初，并传衍至今的双桂破山禅系。　　　　智诜——无住禅系虽在《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上略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清末在敦煌发现唐代手写本的《历代法宝记》后，这一禅系的历史才大白于天下。据该书记载，达摩禅师的袈裟作为传法信物，经六代相传，传到祖慧能时，被武则天索取，赐与智诜(609~702年)。智诜归蜀，住资州德纯寺三十余年，将达摩袈裟传与处寂(665~732年)(即著名的唐和尚，为马祖之师)，处寂传成都净众寺无相禅师(684~762年)(即著名的金和尚，为新罗王子)，无相传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714~774年)。《历代法宝记》成书于无住禅师去世之年，对这一禅系记载较祥，是研究唐代四川禅宗的重要史料。　　　　成都昭觉寺圆司勤禅师(1063~1135年)是宋代禅宗巨匠，是中国禅学烂熟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经历了南北两宋，足迹遍黄河长江，弟子满天下。建炎初年(1127年)宋高宗南逃扬州，他惶中不记诏克勤问法，并赐号“圆司禅师”。克勤曾两次住锡成都昭觉寺，并在昭觉寺圆寂，其墓至今犹在，并被尊为禅宗的“祖庭”。克勤弟子一部分留居四川传法，使四川成为南宋时重要的禅宗阵地;部分弟子居于江浙，如灵隐慧远、华藏安民及再传弟子别峰宝印、无准师范等川籍僧人，均为当时禅宗领袖。　　　　宋元之间，四川成为重要战场，为南宋和蒙古军队反复争夺达四十余年，四川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致使巴蜀风物文化百余年间难以恢复。直到明朝中前期，楚山绍琦禅师(1404~1473年)四川传法，才使四川禅宗有所恢复。绍奇是唐安人(今崇州)，四十岁时于无际明悟禅师(安岳人，明英宗教封为“宗师”，后又尊为“国师”)处得法，在省外传法多年，名振禅林。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由庐山回成都，住龙泉天成寺(今古经寺)。十余年间，十方学禅者归之如云，使四川禅宗出现了南宋后从未有过的兴盛局面。其著名弟子有济川洪、海珠意、大悲智中等八人，都居蜀地传法。特别是智中禅师长住松藩大悲寺，“时番夷叛服无常，师居边抚化，番夷莫不投服”。他对增进汉藏民族的兄弟感情，维护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被明英宗封为国师。　　　　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年)是四川宜宾人，三十四岁时得法于同乡明月联池禅师，以后游历闽粤，并一度在湖南传法。回川后开法于忠州聚云寺和夔州兴龙寺。吹万聚云禅系是当时国内唯一以南宗大慧宗杲禅师(克勤首座弟子)继承人自居的禅宗派别，经铁壁慧机、铁眉慧丽、三山灯来、普陀性统三四代的传承，这一禅系不仅在四川，而且在江浙也颇具阵容。正如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说：“其视密云(密云圆悟禅师，为明末禅宗领袖)，骎骎乎如大理南诏，与唐宋分疆而治矣。”　　　　较吹万聚云禅系稍后兴起的是双桂破山禅系，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年)是西南佛教三百多年来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后曾参憨山、博山、闻谷、雪峤、湛然和密云圆悟等著名禅师，同为湛然(曹洞宗)和密云(临济宗)的得法弟子。明末江南禅宗虽号“中兴”，但各派系中矛盾重重，势同水火，破山不安其处，于崇祯五年(1632年)回蜀，十二年间住持川东大庙八处。但四川自甲申(1644年)以来兵祸连绵，破山备尝险阻，先避乱于石柱，依附名将秦良玉，后又混迹于乱军中多年。清顺治十年(1654年)，蜀内稍安，破山方得在梁平建双桂堂。不久，“双桂道风，大振遐尔”。破山又派其弟子“分化四方”。破山在四川传法三十五年，得法弟子多达八十八人，分别住持川、滇、黔各大寺庙，传授更及陕、甘、湘、鄂数省。如其著名弟子丈雪通醉先后在汉中、遵义传法，并重建成都昭觉寺，淡竹行密重建成都草堂寺，圣可德玉创建重庆华岩寺，啸宗印密重建新都宝光寺，圣水可拙重建内江圣水寺，再传弟子慈笃海月重建成都文殊院……破山传法即广，后世弟子又竞相传法，百余年间，双桂禅系遍及西南三省，并形成垄断局面，构成近现代西南汉地佛教的主体。